新加坡外網站優化籍勞工騷亂緣何令人不安
  這些外籍勞工到新加坡工作,首先需支付6000至1萬新元(約合2.88萬至4.8萬元人民幣)不等的中介費;每個月的基本工資可能只有400至800新元(約合1婚禮顧問費用920至3840元人民幣);為了賺取加班工資,他們往往超時工作10個小時以上。
  《環球》雜誌記者/胡雋欣(發自新關鍵字加坡)
  雙向四車道,路邊車位幾乎整合負債停滿,一些餐廳工作人員正在忙著卸貨,游客必到的蕉葉阿波羅餐廳也在正常營業,但行人似乎少了很多。如果不是路口張貼的一張張禁酒令指示圖,警方擺放的致命車禍指示牌,很難想像在井然有序的新加坡,40年難遇的騷亂事件,就在這距離“小印度”藝術區不遠的地方發生。
  車室內設計禍與騷亂的因果
  如果不是入夜後一場致命的車禍,以及隨之而來的一場涉及400名勞工、出動300名警力的騷亂,2013年12月8日的夜晚可能跟每個周末的晚上一樣平常。
  然而,就在當晚,一名印度籍勞工被一輛私人巴士撞倒身亡,事故引發附近400名外籍勞工騷亂。他們用磚塊、酒瓶、垃圾桶砸了肇事的私人巴士以及隨後趕到的救護車和警車,22名警察、12名民防部隊成員以及5名協警受傷,一些警車被掀翻,另有5輛汽車被燒毀。
  騷亂在臨近凌晨時被徹底控制,警方連夜召開記者會,將這一事件定性為“攜帶危險武器製造騷亂”,並稱這一事件並非預謀,為“孤立事件”。
  隨後,新加坡總理李顯龍下令成立調查委員會,對事件進行徹底調查。同時,新加坡政府也在事件發生後的首個雙休日(12月14日和12月15日)在“小印度”地區實施禁酒令,嚴格禁止售賣和購買酒類產品,一些來往於外籍勞工宿舍和“小印度”的接送班車業務也暫停。
  截至2013年12月20日,共有28名印度籍勞工被起訴,面臨最高7年監禁並施以鞭刑的刑罰;57名參與騷亂並無視警方命令,在聚眾騷亂中不願散去的勞工被遣返,不得再踏入新加坡;另有200人接到警方勸告信,可以繼續在新加坡工作,但必須奉公守法。
  騷亂事件震驚了新加坡,也同樣讓國際社會震驚,一些觀察人士開始分析騷亂事件背後的深層次原因,外籍勞工對不平等待遇的不滿,甚至是種族問題,都見諸中英文報端。
  “小印度”是新加坡早期南亞裔移民聚居地,銀器、銅器、金飾、色澤艷麗的紗麗,與現代化的新加坡大都市相比,這裡的異域風情不僅吸引著各國游客,也是工作和生活在獅城的南亞裔人民休閑、娛樂、購物的去處。
  每到周末,這裡聚集著許多會親訪友、相談甚歡的南亞裔居民,其中也包括一些從繁重的勞作中稍微放鬆下的南亞裔外籍勞工。他們來到這裡,把辛苦工作的工資寄回貧苦的家鄉,買上兩瓶酒,在路邊喝上一杯咖啡,甚至草坪上席地而坐,互吐苦水、互相安慰。
  事件發生至今,對於當晚到底發生了什麼,使得一場車禍逐漸演變為騷亂,從官方或當地媒體的報道中仍不見清晰的描述。以親歷和參與事件的部分人的口述還原當晚的場面,騷亂確實存在突發性,酒精也確實可能是最終引發大範圍不和諧因素的“導火索”。
  但一場車禍與40年難遇的騷亂,這一看似並不完全相稱的前因後果仍折射出了深層次的社會問題,甚至是亟待變革的社會治理模式。一名從事戲劇、教育工作的《聯合早報》的讀者撰文呼籲深度騷亂事件反思,他引用了馬丁·路德·金的話——“騷亂是被忽視者的語言”。
  新加坡官委議員陳慶文在接受《環球》雜誌記者採訪時說,他擔心“小印度”騷亂事件只是困擾外籍勞工這個群體一系列問題的冰山一角,包括難言合理的住宿條件,雇主權利和外籍勞工權利之間的極大不平等,不及時支付工資造成的不滿,甚至是外籍勞工感受到的極度蔑視。
  他說,“對於新加坡來說,這起‘孤立’事件令人不安,值得深思。”
  難言輕鬆的“客工”
  根據公開數據,新加坡目前540萬常住人口中有100萬左右的外籍勞工,主要從事建築業、低端製造業和服務業等薪酬和社會地位都相對較低的工作。他們往往是孤身一人到新加坡謀生,其中不少人來自印度、孟加拉國、巴基斯坦和中國。在新加坡,這些外籍勞工通常被稱作“客工”,不過嚴格意義上的“客工”又專指持有工作准證的外籍勞工。
  這是一個相對被人忽視的群體,記者日常生活中親見的零星事例顯示,外籍勞工為了保住飯碗往往對雇主的不法行為忍氣吞聲;一些甚至沒有機會提交投訴,就已經被取消工作准證而回國;而一些投訴或求助即便到達了人力部和其他部門,又因為取證困難,語言或溝通不暢,或投訴者難以承擔高昂的訴訟費用而無疾而終。
  雖然新加坡政府多次明確表示沒有證據顯示“小印度”騷亂是因為這些外籍勞工對薪水或福利不滿,騷亂事件的調查也仍然在進行當中,但現實是外籍勞工在新加坡的處境並不輕鬆。
  這些外籍勞工到新加坡工作,首先需支付6000至1萬新元(約合2.88萬至4.8萬元人民幣)不等的中介費;每個月的基本工資可能只有400至800新元(約合1920至3840元人民幣);為了賺取加班工資,他們往往超時工作10個小時以上。儘管省吃儉用,外籍勞工基本都需要半年甚至一年的時間才能賺回中介費,而工傷、抵制雇主,隨時都能成為他們被解雇回國的理由。
  新加坡主張勞資政三方協商機制解決勞務糾紛,這一機制依賴工會和政府參與協商化解矛盾,同時雇主和工人如果實在不滿,最後的選擇便是被辭退或者辭職。但這一選項對於外籍勞工來說卻不可行,由於工作准證和逗留期限的限制,加上已經繳納的中介費,他們一般難以承擔回鄉的後果。而如果人力部等部門的調解不暢,他們也往往難以承擔訴訟的費用。
  因此,苛扣、拖延工資發放,因工傷被取消工作准證等亂象並非罕見,也有無良中介巧立名目從中騙取費用,這些都給外籍勞工造成生存壓力。過去幾年,幾乎每年都不乏外籍勞工爬上高層建築討薪,或採用其他非理性甚至是違法的方式表達訴求的事件,而其中一些人明知這樣做會觸犯新加坡的法律,被罰款甚至坐牢。
  對於外籍勞工遭遇的一些困難,如討薪等,新加坡政府沒有公開詳細的統計數據。但據新加坡援助客工的非政府組織“客工亦重”的調查,約有20%的外籍勞工沒有拿到應有的薪酬,一些雇主拒絕履行義務,為外籍勞工提供工傷醫療,甚至有人曾經目睹他們的外籍勞工朋友非常突然地被遣返回國,既沒有拿到全額工資,也沒有得到工傷賠償。
  敲響社會治理的警鐘
  一些專家也指出,在全球化、區域化背景下,新加坡現有的制度難以應對社會治理的新挑戰,是騷亂背後重要的深層次原因。
  新加坡政治觀察家蔡裕林在《聯合早報》上撰文說,新加坡近年來政治和社會領域變革加大。“民主與權利意識的擴張,正逐漸改變或侵蝕了原有的治理威嚴,甚至導致治理架構與時併進的落差。近來網絡媒體挑戰法治與權威,騷亂事件的涌現,從某種層面看來,意味著社會矛盾已撕裂原有社會治理的平衡點,潛在的風險正導向臨界點。”
  騷亂過後,在主張以法律嚴懲社會不安定因素製造者的同時,包括《聯合早報》《海峽時報》在內的新加坡中英文主流媒體,都在反思需要給外籍勞工更多的休閑空間。新加坡總理李顯龍也表示將在未來幾年內興建更多宿舍,為外籍勞工提供更好的居住環境。新加坡外籍勞工中心也表示將與私營雇主合作設立“客工委員會”,由外籍勞工本身組成,能代表外籍勞工發聲,也籌劃更多休閑文娛活動。
  陳慶文說,除了這些措施之外,政府也應當重新探討雇主對待外籍勞工的態度。尤其在法律方面,對於不尊重外籍勞工權利、需求以及利益的雇主,應該嚴懲不貸。
  陳慶文說,政府不能一方面享受外籍勞工移民政策帶來的好處,同時,卻將這一政策行為的代價社會化,造成一系列的社會矛盾。“政府應當意識到這兩者之間的權衡,並且採取行動,才能降低再次發生騷亂或暴力事件的風險。”
  來源:2014年1月8日出版的《環球》雜誌 第1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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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編輯:SN054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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