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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新加坡外網站優化籍勞工騷亂緣何令人不安
　　這些外籍勞工到新加坡工作，首先需支付6000至1萬新元(約合2.88萬至4.8萬元人民幣)不等的中介費；每個月的基本工資可能只有400至800新元(約合1婚禮顧問費用920至3840元人民幣)；為了賺取加班工資，他們往往超時工作10個小時以上。
　　《環球》雜誌記者/胡雋欣(發自新關鍵字加坡)
　　雙向四車道，路邊車位幾乎整合負債停滿，一些餐廳工作人員正在忙著卸貨，游客必到的蕉葉阿波羅餐廳也在正常營業，但行人似乎少了很多。如果不是路口張貼的一張張禁酒令指示圖，警方擺放的致命車禍指示牌，很難想像在井然有序的新加坡，40年難遇的騷亂事件，就在這距離“小印度”藝術區不遠的地方發生。
　　車室內設計禍與騷亂的因果
　　如果不是入夜後一場致命的車禍，以及隨之而來的一場涉及400名勞工、出動300名警力的騷亂，2013年12月8日的夜晚可能跟每個周末的晚上一樣平常。
　　然而，就在當晚，一名印度籍勞工被一輛私人巴士撞倒身亡，事故引發附近400名外籍勞工騷亂。他們用磚塊、酒瓶、垃圾桶砸了肇事的私人巴士以及隨後趕到的救護車和警車，22名警察、12名民防部隊成員以及5名協警受傷，一些警車被掀翻，另有5輛汽車被燒毀。
　　騷亂在臨近凌晨時被徹底控制，警方連夜召開記者會，將這一事件定性為“攜帶危險武器製造騷亂”，並稱這一事件並非預謀，為“孤立事件”。
　　隨後，新加坡總理李顯龍下令成立調查委員會，對事件進行徹底調查。同時，新加坡政府也在事件發生後的首個雙休日(12月14日和12月15日)在“小印度”地區實施禁酒令，嚴格禁止售賣和購買酒類產品，一些來往於外籍勞工宿舍和“小印度”的接送班車業務也暫停。
　　截至2013年12月20日，共有28名印度籍勞工被起訴，面臨最高7年監禁並施以鞭刑的刑罰；57名參與騷亂並無視警方命令，在聚眾騷亂中不願散去的勞工被遣返，不得再踏入新加坡；另有200人接到警方勸告信，可以繼續在新加坡工作，但必須奉公守法。
　　騷亂事件震驚了新加坡，也同樣讓國際社會震驚，一些觀察人士開始分析騷亂事件背後的深層次原因，外籍勞工對不平等待遇的不滿，甚至是種族問題，都見諸中英文報端。
　　“小印度”是新加坡早期南亞裔移民聚居地，銀器、銅器、金飾、色澤艷麗的紗麗，與現代化的新加坡大都市相比，這裡的異域風情不僅吸引著各國游客，也是工作和生活在獅城的南亞裔人民休閑、娛樂、購物的去處。
　　每到周末，這裡聚集著許多會親訪友、相談甚歡的南亞裔居民，其中也包括一些從繁重的勞作中稍微放鬆下的南亞裔外籍勞工。他們來到這裡，把辛苦工作的工資寄回貧苦的家鄉，買上兩瓶酒，在路邊喝上一杯咖啡，甚至草坪上席地而坐，互吐苦水、互相安慰。
　　事件發生至今，對於當晚到底發生了什麼，使得一場車禍逐漸演變為騷亂，從官方或當地媒體的報道中仍不見清晰的描述。以親歷和參與事件的部分人的口述還原當晚的場面，騷亂確實存在突發性，酒精也確實可能是最終引發大範圍不和諧因素的“導火索”。
　　但一場車禍與40年難遇的騷亂，這一看似並不完全相稱的前因後果仍折射出了深層次的社會問題，甚至是亟待變革的社會治理模式。一名從事戲劇、教育工作的《聯合早報》的讀者撰文呼籲深度騷亂事件反思，他引用了馬丁·路德·金的話——“騷亂是被忽視者的語言”。
　　新加坡官委議員陳慶文在接受《環球》雜誌記者採訪時說，他擔心“小印度”騷亂事件只是困擾外籍勞工這個群體一系列問題的冰山一角，包括難言合理的住宿條件，雇主權利和外籍勞工權利之間的極大不平等，不及時支付工資造成的不滿，甚至是外籍勞工感受到的極度蔑視。
　　他說，“對於新加坡來說，這起‘孤立’事件令人不安，值得深思。”
　　難言輕鬆的“客工”
　　根據公開數據，新加坡目前540萬常住人口中有100萬左右的外籍勞工，主要從事建築業、低端製造業和服務業等薪酬和社會地位都相對較低的工作。他們往往是孤身一人到新加坡謀生，其中不少人來自印度、孟加拉國、巴基斯坦和中國。在新加坡，這些外籍勞工通常被稱作“客工”，不過嚴格意義上的“客工”又專指持有工作准證的外籍勞工。
　　這是一個相對被人忽視的群體，記者日常生活中親見的零星事例顯示，外籍勞工為了保住飯碗往往對雇主的不法行為忍氣吞聲；一些甚至沒有機會提交投訴，就已經被取消工作准證而回國；而一些投訴或求助即便到達了人力部和其他部門，又因為取證困難，語言或溝通不暢，或投訴者難以承擔高昂的訴訟費用而無疾而終。
　　雖然新加坡政府多次明確表示沒有證據顯示“小印度”騷亂是因為這些外籍勞工對薪水或福利不滿，騷亂事件的調查也仍然在進行當中，但現實是外籍勞工在新加坡的處境並不輕鬆。
　　這些外籍勞工到新加坡工作，首先需支付6000至1萬新元(約合2.88萬至4.8萬元人民幣)不等的中介費；每個月的基本工資可能只有400至800新元(約合1920至3840元人民幣)；為了賺取加班工資，他們往往超時工作10個小時以上。儘管省吃儉用，外籍勞工基本都需要半年甚至一年的時間才能賺回中介費，而工傷、抵制雇主，隨時都能成為他們被解雇回國的理由。
　　新加坡主張勞資政三方協商機制解決勞務糾紛，這一機制依賴工會和政府參與協商化解矛盾，同時雇主和工人如果實在不滿，最後的選擇便是被辭退或者辭職。但這一選項對於外籍勞工來說卻不可行，由於工作准證和逗留期限的限制，加上已經繳納的中介費，他們一般難以承擔回鄉的後果。而如果人力部等部門的調解不暢，他們也往往難以承擔訴訟的費用。
　　因此，苛扣、拖延工資發放，因工傷被取消工作准證等亂象並非罕見，也有無良中介巧立名目從中騙取費用，這些都給外籍勞工造成生存壓力。過去幾年，幾乎每年都不乏外籍勞工爬上高層建築討薪，或採用其他非理性甚至是違法的方式表達訴求的事件，而其中一些人明知這樣做會觸犯新加坡的法律，被罰款甚至坐牢。
　　對於外籍勞工遭遇的一些困難，如討薪等，新加坡政府沒有公開詳細的統計數據。但據新加坡援助客工的非政府組織“客工亦重”的調查，約有20%的外籍勞工沒有拿到應有的薪酬，一些雇主拒絕履行義務，為外籍勞工提供工傷醫療，甚至有人曾經目睹他們的外籍勞工朋友非常突然地被遣返回國，既沒有拿到全額工資，也沒有得到工傷賠償。
　　敲響社會治理的警鐘
　　一些專家也指出，在全球化、區域化背景下，新加坡現有的制度難以應對社會治理的新挑戰，是騷亂背後重要的深層次原因。
　　新加坡政治觀察家蔡裕林在《聯合早報》上撰文說，新加坡近年來政治和社會領域變革加大。“民主與權利意識的擴張，正逐漸改變或侵蝕了原有的治理威嚴，甚至導致治理架構與時併進的落差。近來網絡媒體挑戰法治與權威，騷亂事件的涌現，從某種層面看來，意味著社會矛盾已撕裂原有社會治理的平衡點，潛在的風險正導向臨界點。”
　　騷亂過後，在主張以法律嚴懲社會不安定因素製造者的同時，包括《聯合早報》《海峽時報》在內的新加坡中英文主流媒體，都在反思需要給外籍勞工更多的休閑空間。新加坡總理李顯龍也表示將在未來幾年內興建更多宿舍，為外籍勞工提供更好的居住環境。新加坡外籍勞工中心也表示將與私營雇主合作設立“客工委員會”，由外籍勞工本身組成，能代表外籍勞工發聲，也籌劃更多休閑文娛活動。
　　陳慶文說，除了這些措施之外，政府也應當重新探討雇主對待外籍勞工的態度。尤其在法律方面，對於不尊重外籍勞工權利、需求以及利益的雇主，應該嚴懲不貸。
　　陳慶文說，政府不能一方面享受外籍勞工移民政策帶來的好處，同時，卻將這一政策行為的代價社會化，造成一系列的社會矛盾。“政府應當意識到這兩者之間的權衡，並且採取行動，才能降低再次發生騷亂或暴力事件的風險。”
　　來源：2014年1月8日出版的《環球》雜誌 第1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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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編輯：SN054）